近代中国在西藏和新疆成功维护了领土完整，但外蒙古却失去了。原因虽有复杂之处，但核心在于外蒙古与中央政府的联系相对薄弱、地理位置遥远，并且被大国视为交易筹码。
首先，西藏的情况是“想分裂但无法实现”。自19世纪末，英国便试图将西藏变为其控制下的“缓冲国”。尽管英军多次武装干预并试图扶持亲英势力，西藏上层始终未能完全倒向英国，达赖十三世最终也转向北京。民国时期，虽然国力下降，但蒙藏委员会的存在确保了达赖的继承需经中央政府批准，使西藏始终未能突破“自治”的范围，未能实现独立。
新疆方面的情况相对直接。清朝时期便为新疆奠定了制度基础，1884年正式设省，中央开始实行直接治理，建立起独立于个体的官僚体系。尽管民国时期军阀割据，外部势力影响很大，但1942年后，国民政府重新加强了对新疆的掌控。
相较之下，外蒙古的问题则是多个结构性缺陷的叠加。首先，清朝对外蒙古采取的是盟旗制度，缺乏直接的省级管理。这一管理体系高度依赖个人权威，一旦中央崩溃，地方立即失控。其次，地理上外蒙古虽然临近中央，但却属于沙俄的势力范围，自始至终被视为半殖民地。再者，外蒙古受到苏联干涉的程度远超西藏。在雅尔塔会议中，美苏达成协议，使外蒙古通过公投合法化为独立。
最后，外蒙古失去的重要时机在于1911到1919年间的混乱局势。在这个时期，它完成了第一次事实上的独立。1921年，蒙古人民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政权，彻底阻断了外蒙古回归中国的可能。
西藏和新疆因为有宗教和历史羁绊、行政惯性等因素，没有在这一混乱时刻被完全切断，而外蒙古则缺乏这样的支撑，最终失去了与中央的关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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